忠奸何解冷暖自知-【zixun】

建兴十二年(公元254年)八月，是蜀汉丞相诸葛亮陨落五丈原的日子。古人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忠奸谁人知?”寥寥28字，道尽了世间知人之难。所以，古人崇尚的是“盖棺定论”，但诸葛亮却似乎是个特例。他去世之后，关于他一生的忠奸问题非但没有“盖棺定论”，相反却引起了无数争议。

论其忠者，多着眼于他临危受命托孤之际的感激涕零、《出师表》里反复言之的鞠躬尽瘁、六出祁山力求复兴的死而后已等等；论其奸者，则将注意力放在与他有关的诸多流诛疑案，如关羽的覆败、廖立的流放、刘封的诛死、李严的废徙等等，以及他毫不掩饰的大权独揽等方面。乍然听来，各自都颇为有理。

但是，无论忠奸，诸葛亮的身份之中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确确实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权臣。刘禅自谓“政由诸葛氏，祭则寡人”，陈寿也总结：“政事无巨细，成决于亮。”

也许，通过追踪诸葛亮的权臣之路，有助于我们对笼罩在他身上的忠奸难辨的迷雾产生些许新的理解。

一

公元223年，刘备攻吴失败。收合散卒、退驻永安宫的时候，他隐约感觉自己的英雄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但他仍然十分希望自己还能够回到成都。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十月份，他曾下诏令丞相诸葛亮营建南北郊祀于成都，即是此种希望的明证。

所谓“郊祀”，是古代帝王正本清源构建谱系、向苍天神祉告示注册的一种仪式。3年前关羽军团的全军覆没、两年前东三郡的孟达之叛、今日的夷陵惨败，使原本在汉中之战后形势一片大好的蜀汉集团转瞬间再次落入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困境。刘备此时此刻急着营建南北郊祀的目的十分明显：完全是为了借助这种秉承天意的祭祀活动为蜀汉集团的存在寻找理论上的依据，借助向天意注册来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进而稳定集团内部暗潮汹涌的人心浮动。

但是，这场重要的郊祀最终被迫流产。是年冬十二月，刘备的身体状况大幅度恶化。对这位一生四处流浪、打拼多年、身上伤痕累累、年过六旬的老人而言，身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危险。刘备身体状况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蜀汉集团内部的动荡不安。

是月，汉嘉太守黄元举兵反叛。

章武三年春二月，丞相诸葛亮匆匆自成都赶往永安宫。三月份，刘备病重，正式托孤于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感激涕零，拜于床下：“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回头对侍立床头的儿子鲁王刘永嘱咐道：“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年幼稚嫩、童蒙未开的刘永(是年不到10岁)被如此庄重肃穆的气氛震慑得有些惶恐，他懵懵懂懂地点点头，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实际上，除了内心的惊慌失措，刘永什么也没有体会到——甚至包括对父亲即将去世而应有的悲哀之情。

对留守成都的太子刘禅，刘备另外留下一道遗诏：“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四月份，一代枭雄刘备病故。

五月份，后主刘禅继位于成都，改元建兴。随即，诸葛亮进爵武乡侯，领益州牧，开府治事，开始了他后半生扑朔迷离的权臣生涯。

二

诸葛亮能够成为刘备死后的首席顾命大臣和蜀汉集团的实际执政者这一点，在蜀汉集团内部众所周知。汉嘉太守黄元的叛变正是出于这种预料：“汉嘉太守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罹有后患，举郡反，烧临邛城。”

应该说，没有人会对诸葛亮出任顾命大臣一事感到意外。真正具有深意、值得仔细揣摩、惹人百般猜测的，是李严这位次席顾命大臣的出现。

“(章武)三年，先主疾病，(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一方面，李严的出现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20年)秋，蜀汉群臣推举刘备升任汉中王，有一道《上汉献帝推刘备为汉中王表》，此表里面有一张很有意思的关于蜀汉群臣的交椅排序问题的名单：“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义、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事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日……”

这个名单最容易引发阅读者疑惑的一点是：让刘备感觉“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的诸葛亮为什么排在第五这么靠后的位置，而不是第一、第二?

解释是：这个名单的排序规则除了遵从各人在蜀汉集团内所处的实际地位的高低之外，还考虑到了蜀汉集团内部不同的小利益集团的平衡问题。

马超之所以排在第一位，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平西将军”的官职、“都亭侯”的印绶都是由东汉政府直接授予的(其余如张飞的“征虏将军”、法正的“扬武将军”等职号都是刘备自行任命的)，而且是蜀汉集团内部除刘备之外担任东汉政府官职诸人中职衔最高的。

许靖和赖恭出现在名单中的原因在于二人在汉帝国士大夫圈子里的名声。许靖是帝国级的名士，其名享誉整个帝国。赖恭乃“荆楚宿士”，素为刘表所重。尊崇他们对于树立蜀汉集团招贤纳士的正面形象十分必要。

庞义和射援二人，一无马超那样的深厚资历，二无许、赖二人那般的皇皇令名，却当仁不让地在名单中占据了第三、第四把交椅，其中原因更为实际：庞义和刘璋父子的交情匪浅，他是代表着蜀汉集团内部收纳的原刘璋集团士人们的利益出现在名单上的；射援属于来自三辅扶风客居益州的东州士人，是蜀汉集团内部重要政治团体东州集团的代表人物。

将上述诸人及其入选名单的因素排除在外，我们即可得到一张蜀汉集团内部较为客观的交椅排序表。占据前四位的依次是：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法正、李严。

从这张《上汉献帝推刘备为汉中王表》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早在建安二十四年就已经越过关羽成了蜀汉集团刘备之外的二号人物，关羽其次，法正再次，李严位居第四。章武三年刘备托孤之时，排在李严之前的关羽、法正等人均已去世，李严成为次席顾命大臣、诸葛亮的副手，水到渠成、理所当然。

另一方面，李严这个副手的出现又别有深意。

早在章武二年，刘备就已经开始酝酿“李严为副”这件事情。是年，被刘备誉为“才智绝人，如孤，可用之，非孤者难独任也”的尚书令刘巴去世，李严立即被召至永安宫，继任尚书令。尚书令者，“掌凡选曹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书”，其权限实际上与丞相无二。刘备时代，历任尚书令者，都是深受刘备器重之人。第一任法正；第二任刘巴；第三任就是李严。论个人能力，李严肯定不如他的两位前任。实际上，任命李严出任尚书令是刘备为在次年任命他出任顾命大臣所作.

诸葛亮统管朝政，坐镇成都；李严“统内外军事”，留守永安。这种一文(诸葛亮)一武(李严)、一内(诸葛亮)一外(李严)的权力分配格局的建构，刘备可谓煞费苦心。将政权(处理政务的权力)与军权分而授之，军、政分离以达互相牵制之效的托孤方式，确为刘备首创。

三

刘禅继位之后的最初几年里，蜀汉集团确实如刘备临终之际所希望的，做到了军、政分离，互不侵犯，界限分明。诸葛亮“政事无巨细”，全部包揽，并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和江东集团恢复友好同盟关系这一课题之上；李严留镇永安，都护诸军，积极寻求解决南方诸郡叛变问题的方法：“都护李严与(雍)闿(建宁郡叛军首领)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

建兴元年，诸葛亮爵升武乡侯，开府治事。相对应的，李严也于此年受爵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九卿之一，“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暑郎更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郡祀之事，掌三献”)。武乡侯对应着都乡侯(前者级别稍高)；开府治事是政事上的一种特权，假节是军事上的一种特权；三公级别的丞相对应着九卿级别的光禄勋。除了权力分配上的界限分明之外，蜀汉集团对他们的待遇也基本上一视同仁(诸葛亮稍高一些)。

这种权力上的互不侵犯、界限分明和行动上的互相配合、互为支援——如在策反孟达之事上二人的亲密合作。李严写信给孟达：“吾与孔明具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亦寄书孟达：“部分如流，趋舍无滞，正方(李严字正方)性也。”——如此种种，使风雨飘摇的蜀汉集团终于艰难地渡过了危险期，渐渐进入固本培原的阶段。

一切都显得那么融洽与和谐。

但是，暗流却在寂静无声中渐涌渐烈。

四

建兴二年，诸葛亮领受益州牧之职，标志着他和李严之间权力平衡的天平开始发生了倾斜。

相对于曹魏和孙吴，蜀汉集团疆域本来就狭小，荆州覆败之后，更是只剩下益州一州之地。刘禅统治下的蜀国的全部疆域就是益州，诸葛亮领受益州牧，等于变相地换了个名称职衔来代替刘禅全权统治蜀国(汉末的“州牧”们拥有对所属州郡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等方面的全部统治权)。由此，益州治下的各级地方大员如太守、都督等在名义上出现了两重上级：一重是皇帝刘禅领头的蜀汉朝廷；一重是诸葛亮为首的益州牧府。这些大员们也拥有了双重的身份：一方面他们是直属刘禅的臣子；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直接受诸葛亮辖制的下属。理论上说来，他们必须同时对刘禅和诸葛亮直接负责。

作为丞相，诸葛亮固然已经专断了蜀汉集团的所有政务，但他却无法逾越刘备临终前做出的军、政分离的托孤诏命。领受益州牧恰恰是对刘备的托孤遗诏的一次极其高明和成功的规避。作为丞相的诸葛亮仍然严格恪守诏命，坚决不染指军事；但由于“州牧”的职责权限所在，作为益州牧的诸葛亮不但有权力，而且理所当然地可以插手管理益州(也就是整个蜀汉集团)的所有军政事务。我们不得不佩服，这是诸葛亮在他的权臣之路上所下的一着精彩绝伦的妙棋。

李严在政治斗争中迟钝的嗅觉使得他对此事背后的隐义全然没有感知。

如果说建兴二年出任益州牧为诸葛亮插手蜀汉集团的军事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的话，那么，建兴三年的南征在诸葛亮的权臣之路上则具有实质性意义。

“三年春，亮率军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诸葛亮南征的意义，就整个蜀汉集团而言，在于为日后的北伐扫清障碍，营造出一个相对安稳的后方；但就诸葛亮的权臣之路而言，南征之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诸葛亮的手由理论转为实际，顺利地伸到了军队之中。

“时南方诸郡不宾，诸葛亮将自征之，(王)连(时任丞相长史)谏以为：‘此不毛之地，疫痢之乡，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亮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连言辄恳至，故停留者久之。会连卒。”

与其说诸葛亮坚持亲征的原因是“虑诸将才不及己”，倒不如说是为了实现自己插手军队的目的更为确切。南方三郡的叛乱始于刘备去世所引发的动荡，刘备死后，“亮以新造大丧，故未便加兵”。没有立刻采取军事手段解决这场叛乱的原因很多，如南方三郡多与孙吴牵扯不清，不重新达成与孙吴的同盟关系，贸然用兵是不妥当的。但是，因为要为刘备守孝而放纵叛乱，绝对不是诸葛亮不出兵的真实理由。诸葛亮达于治变，深知权衡，不可能被儒家迂腐的“三年之孝”理论(国孝期间，不得用兵他国，他国亦不得加兵于守孝之国，否则，则被视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举)所左右。曹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乱世不行古制，崇尚变通，非但曹操一人如此。明哲知变如诸葛亮者，岂会迂腐到任由国家动乱败坏，却守着一些儒家教条死活不肯松手?建兴二年出任益州牧，解决了自己插手军事的理论依据，建兴三年就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南征，诸葛亮的用意已经相当明显。更明显的破绽是：刘备建兴元年四月去世，诸葛亮建兴三年春出兵，中间时隔不到两年，根本就没有做到“三年之孝”。

倒是蜀汉帝国赋闲在家的年轻皇帝刘禅确确实实为他老头子守了整整3年的孝。这一点在后来谯周的奏疏中被重点提及：“陛下天资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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